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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裱糊匠"李鸿章:二叟倾谈,生平之快事也

正文:

《庚子西狩丛谈》

俾斯麦对李鸿章,如此恭之敬之,何谈嘲讽?可以想见,《傅相游历各国日记》所记的“李俾会”,未有“幸亏我不是欧洲李鸿章”之说。

《傅相游历各国日记》与《李傅相历聘欧美记》,均属李鸿章1896年欧美巡访的早期文献。查阅其他一些关于李鸿章的著述,如《李鸿章传》(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版,梁启超著)、《1896:李鸿章的世界之旅》(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10月版,侯杰、王小蕾著)、《西洋镜:海外史料看李鸿章》(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版,赵省伟主编)等,其中关涉“李俾会”的章节,无论文字简约还是详实、刻板还是生动,均未提及李鸿章与俾斯麦之间那段自讨没趣的对话。

有一段据说是发生于李鸿章与俾斯麦之间的对话,在民科历史学界被传得有鼻子有眼,也时常被公共媒体所引用——

一个日渐衰微的老大帝国,走出一位感觉良好的政治人物,以山寨版的某某自居,结果被本尊当场打脸。这段对话,极其符合李鸿章的历史人设,也能满足当代观众的剧情期待。不过,上述对话的真实性,恐怕仍停留在剧情层面。

缘何作此描述?因为“今以之款节相,其敬节相也至矣。”

《李鸿章传》

公允论之,李鸿章会俾斯麦,两人各自背靠的国家——清弱德强,无可否认。可作为个人,两人都是各自国家政界的重磅人物,加之两人有着去职下野的相似际遇,所以“李俾会”虽谈不上惺惺相惜,但仍称得上是一次对等的交流。俾斯麦对李鸿章的款待,规格极高;俾斯麦对李鸿章的答问,亦开诚布公。就像民国史家徐一士在《李鸿章游历欧美纪事》中所评价的:二叟倾谈,亦当时中德两国间一佳话,鸿章每引为生平快事也。

1896年3月,因签订《马关条约》而被解职的李鸿章,受慈禧之托以特使的身份赴俄罗斯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。在此期间,李鸿章代表清廷与俄方签订了影响深远的《御敌互相援助条约》(中俄密约)。当年6月,在结束访俄之后,李鸿章又接连访问了欧美七个国家。德国,是李鸿章此次出访的第二站。他与俾斯麦的会面,准确时间是1896年6月27日下午,地点是俾斯麦归隐居住的福里德里斯鲁庄园,距汉堡20公里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长期居留德国的华人学者关愚谦,曾受邀参观位于福里德里斯鲁庄园的俾斯麦纪念馆,有机会接触大量的馆藏私人档案,其中就包括“李俾会”的一手资料和照片,最重要的是两人会晤的谈话记录。关愚谦依据自己的所见所得,撰文《李鸿章私访俾斯麦》,刊发于《视野》杂志2004年第一期。这篇文章堪称1896年“李俾会”最权威的披露和解读。文中,关愚谦从头至尾复述了李俾对话的所有细节,终而证实:李鸿章并未自称“我是东方俾斯麦”,俾斯麦也没讥笑之“我非欧洲李鸿章”。这一来一回,实为杜撰。关愚谦对这次交流的评价是:礼遇有加、推心置腹。

《庚子西狩丛谈》(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版,吴永口述,刘治襄笔录)里记录了一段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的谈话,他说:“我办了一辈子的事,练兵也,海军也,都是纸糊的老虎,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,不过勉强涂饰,虚有其表。不揭破,犹可敷衍一时。……乃必欲爽手扯破,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,何种改造方式,自然不可收拾。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?”

《游德访俾士麦》文末,着重描述了俾斯麦迎宾时的装束,“俾王佩红鹰大十字宝星,而首冠御赐之王冕,手执先皇之介圭,腰佩登坛之宝剑。之三者,自先皇威良(廉)一世谢世后,无第二人一得其赐。俾王非遇大典礼大朝会,亦罕有一日而三事具之者。”

在《傅相游历各国日记》刊印两年后,也就是1899年,上海广学会出版了由林乐知著、蔡尔康译的《李傅相历聘欧美记》。此书是根据各国报纸纪要和资料汇编而成,内容更为细致详实。关于“李俾会”的表述,《李傅相历聘欧美记》与《傅相游历各国日记》大致相同。通读《李傅相历聘欧美记》,亦未见有“幸亏我不是欧洲李鸿章”之说。但是,《李傅相历聘欧美记》补充了一些《傅相游历各国日记》中因官场忌讳而刻意删节的内容。譬如,理财资讯李鸿章曾请教俾斯麦:“何以胜政府(中的政敌)?”后者答:“为人臣子,总不能与政府相争。故各国大臣遇政府有与龃龉之处,非俯首以从命,即直言以纳诲耳。”

清末民初李岳瑞著小说《春冰室野乘》中,也有关于李鸿章的一段掌故,“文忠卑视外人之思想,始终未尝少变,甲午以后,且益厉焉。……其使俄也,道出日本,当易海舶,日人已于岸上为供张行馆,以上宾之礼待之。文忠衔马关议约之恨,誓终身不复履日地。从人敦劝万端,终不许,竟宿舟中。”

严格说,“李俾会”并不在事先安排的行程内,而是李鸿章临时加塞的项目。所以,李鸿章拜会俾斯麦的要求让邀请方汉堡商会颇感突然,也让德皇威廉二世甚为不悦——老宰相的去职正是由于同皇上政见不合。然而,在一心求索强国之道的李鸿章的坚持下,两位下野权臣的会面还是得以上演。

李鸿章的无力感,不仅属于他,也属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。

1896年,李鸿章环球巡访,拜会了不少欧美政要,其中就包括俾斯麦。在与俾斯麦的交谈中,李鸿章称,自己被誉为东方俾斯麦。俾斯麦听罢,不以为然且不无嘲讽地答:幸亏我不是欧洲李鸿章。

那么,一个多世纪前的真实剧情是怎样的?去历史现场找答案。

李鸿章使俄途中,是否有“为不履日地而宿舟中”的情节,值得推敲。而“水浅舟大”,倒是对李鸿章政治生涯最经典的概括。他办洋务、练水师、通外交,成了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嘴里的“东方俾斯麦”,但他最终被历史记取的身份却是: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。

关于“李俾会”最早的中文记载,见于《傅相游历各国日记》。此书刊印于李鸿章欧美巡访的次年,即1897年,作者署名桃溪渔隐和惺新庵主。事实上,此书是在李鸿章授意下,由他子侄辈及众幕僚编撰而成。其中,《游德访俾士(斯)麦》一节专门记述了这次会面。书中对李鸿章其他外事活动,仅寥寥数语略过。相形之下,《游德访俾士麦》可谓浓墨重彩。文中记:五月十七日(西历六月廿七号),节相预与俾士麦王约,访诸其家,即乘火车造王邸,夹道观者峰屯蚁聚。车停,俾王闻节相至,盛服俟于门首。相见而揖,皆长身玉立,风采伟然。既近,相与握手立谈,译员旁侍,代传问答语……

当然,《傅相游历各国日记》是李鸿章审定的版本,倾向不言自明。除此之外,有无更客观一些的第三方记录?有。

或许,于李鸿章而言,他比俾斯麦更看重双方交流的那种对等。此乃弱小国家的大政治家,在外事场合所特有的敏感——一种对尊重的过量索求。这种敏感甚至会让人生出几许莫名的傲慢,梁启超在《李鸿章传》第12章中总结传主为人:“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,俯视一切,揶揄弄之。……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,尤轻侮之,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,谓彼辈皆以利来,我亦持筹握算,惟利是视耳。崇拜西人之劣根性,鸿章所无也。”

译员代传问答了些什么内容?有相互赞美的客套话,也有嘘寒问暖的体己话,其余,皆为李鸿章求索的强国之道,所谓“仆之来谒,有一事乞清诲也”。李鸿章乞诲之事,即“何以图治、如何练兵”。俾斯麦奉上了一个普鲁士式的回答:“以练兵立国基,舍此无策。夫兵不贵多,一国兵数不必逾五万。特年必少,技必精,斯所向无敌。”

作者:杨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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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sted @ 19-07-10 07:27  作者:admin  阅读量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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